kaiyun体育2005]二等奖：傅国涌和他的新著——《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纺织服务中心徐冰

　　kaiyun体育2005]二等奖：傅国涌和他的新著——《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纺织服务中心徐冰[2005]二等奖：傅国涌和他的新著——《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纺织服务中心徐冰

　　[2005]二等奖：傅国涌和他的新著——《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纺织服务中心徐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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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傅国涌的学术成就令人吃惊：他三十多岁，没有正式单位，靠打工谋生，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写作；然而从1999年至今，他竟有二百万多字问世，仅去年一年，就出版了两本文集，两本专著。这不但是个奇迹，也是对现行学术体制和体制内学者的一种挑战。

　　今年年初，他又推出一本新著《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Kaiyun官方网站登录入口网址。1949年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值得研究的年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年能够像1949年似的，使中国社会发生那么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史无前例的，它涉及、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思维和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因此当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推翻统治、主席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面对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一个中国人肯定有不同的遭遇。然而多少年来，我们的民间叙事和历史记忆却显得那么单调，那么千篇一律：每当涉及这场历史巨变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各地群众箪食壶浆喜迎解放军情景和普通百姓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的场面；至于几亿中国人因为不同知识背景、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思想感情所面临的不同问题和不同感受，却往往付诸阙如。众所周知，只有宏大叙事而缺少具体细节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它容易把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简单化的后果，会使社会进步失去参照，使民族思维出现退化。从这个角度来看，重新审视1949年所发生的一切，挖掘深藏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人和事，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这种工作直到最近才有可能逐渐展开。这种可能性一方面来自于多年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和逐渐形成的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另一方面也和这些年出版界陆续整理出版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日记、书信有关。日记和书信是一种私人记录，其中包含着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傅国涌曾经写过《金庸传》，近年来致力于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他选择1949年为主线，把许多知识分子在这一年见闻感想、喜怒哀乐集中起来，不仅可以真实地反映他们在那历史巨变中的经历和感受，也为人们全面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翻开这本书，可以看到作者选择了张元济、包天笑、陈光甫、柳亚子、竺可桢、胡适、梁漱溟、宋云彬、夏承焘、夏衍、胡风、沈从文、浦江清、徐铸成等14位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既有八旬开外的“三朝元老”，也有年富力强的知识精英；既有出版家、科学家、金融家，也有学者、作家、报人和诗人；既有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坚力量，也有自由知识分子的核心人物，还有小心谨慎的纯粹学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既有各自的社会理想和学术追求，又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当祖国面临巨大的历史变革时，他们从各自的角度记录了这种变化和内心的感受。因此这些“私人记录”不仅填补了民间历史叙事的空白，也为我们反思历史、面对现实和选择未来，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借鉴。

　　书中人物是按照年龄排序的。先说83岁的张元济。作为戊戌变法的亲历者，他从上海来到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时，曾经应之邀共同游览天坛。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礼遇。不过，这位曾经见过光绪皇帝和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的老人，并没有因此而诚惶诚恐，而是当面向提出广开言路、下情上达等意见。会议期间，他曾强调“当前患难正多，此时且慢庆祝”，并担心内战结束后这“六百万士兵如何处置”？此外，他还把自己写的小册子《中华民族的人格》送给许多人，他认为如果只重知识灌输，不重人格培养，那就很容易诱导人们置良心于不顾，单纯追求物质享受。这样发展下去，会造成整个民族的堕落。张元济是言行一致、一介不取的楷模。他与合影后，想要一张照片，还主动交纳费用。

　　与张元济相比，柳亚子所受的礼遇不相上下。偌大一个中国，与有过诗词交往者十分罕见，而这位辛亥的元老、诗界的领袖，就是毛的诗友之一。柳亚子是从香港应邀北上，共商开国大计的。他本来自视极高，认为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诗词创作，除了之外其他人无法与他相比。然而到达北平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并没有被当局所看重。自负和失落交织在一起，再加上脾气不好，才使他牢骚满腹，并产生归隐的念头。

　　如果说柳亚子的牢骚与他的个性有关的话，那么宋云彬、夏衍、胡风和沈从文等人的不适应、不习惯，就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了。宋云彬是左翼知识分子，按理说他从香港北上，应该是百川归海、落叶归根了。但是他也有诸多不满：第一，对于许多人一下子“变得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颇为反感，因此他有“避席畏闻谈学习，出门怕见扭秧歌”之叹；第二，对开不完的会，作不完的报告感到头疼，因此又有“凡开会必有报告，报告必冗长，此亦一时风气也”的牢骚。于是他与叶圣陶都产生了“北平非久居之地”的想法。这些东西如果不是出自当事人日记，后人根本不会知道当时还有这些情况。

　　与宋云彬相比，夏衍是老了。他1927年入党，经过漫长的地下活动，终于迎来的胜利。1949年4月他奉命北上，受到、、周恩来接见之后，又以上海市委兼上海市文化局局长的身份南下。尽管如此，他也有许多不习惯。比如一到上海，他就独自回家一趟。这本来是人之常情，却被保卫人员视为“冒险”行动。老朋友冯雪峰来访，被门卫挡驾，气得冯讥讽道：“你们的衙门真难进啊！”他想改变这种状况，有关人员说这是“制度”，是为了“安全”、“保密”。由于地位的改变，他连穿衣话说都需要注意，并被告知：“上下有别”是“的需要”。无奈之下，他只能自嘲：“党的制度和社会风尚是难于违抗的，我努力克制自己，适应新风，后来也就渐渐习惯了。我学会了写应景和表态文章，学会了在大庭广众之间作报告，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也就感而不惑了。”这种克制和习惯究竟意味着什么，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其实，最让他难堪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同志之间的忌妒。有一次，陈毅在闲谈时对他说：老潘（指潘汉年）花钱可以靠小董（潘妻董慧的父亲是香港巨富），“你则有版税稿费，你们都是老财，我们当兵的都是两袖清风。”当年潘汉年、夏衍搞地下活动，生命都置之度外，更不要说个人财产了，没想到从根据地来的人对他们却是如此印象。此外他还感叹道：“像我这样一个上缺乏经验的人，文人办报不容易，文人从政，就更应该如履薄冰了。”

　　如果说夏衍还可以克制，那么胡风和沈从文就不是克制不克制、习惯不习惯的问题了。胡风一生追求，是国统区左翼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1949年他兴致勃勃北上，也是会师来了，没想到从一开始就处处碰壁。他与萧军来往，而萧军因为看不惯苏联军队在东北的作法正在挨批，因此他也成了被攻击的对象。更要命的是，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他被视为国统区小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典型，受到严厉批判。于是，许多好朋友老熟人见了他都纷纷躲避。几年后他被打成反集团头目，这时已经露出苗头，只是他书生气十足没有察觉罢了。为什么胡风的遭遇会如此蹊跷？除了鲁迅所谓“胡风鲠直，容易招怨”之外，恐怕与他当年在左联时与周扬不和有关。即便如此，他还是写下一首《时间开始了》的长诗，以表达对领袖的忠诚。于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就成了1949年胡风命运的写照。

　　与胡风不同，沈从文是一位与始终保持距离的自由知识分子。但是在1949年到来之际，他却陷入精神崩溃的边缘。沈从文的不幸，与郭沫若的一篇文章有关。1948年3月，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斥文艺》，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为派活动的“桃红色作家”，这给他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后，他甚至想用的方式来“解放”自己。与此同时，在家人和朋友们眼里，他已经精神失常。尽管如此，沈从文对自己的处境及其缘由还是很清楚的。他在日记中写道：由于环境和性格的原因，他不能为新时代所容纳，这可能与自己20多年来写文章得罪人有关。1930年，他曾经写过《论郭沫若》等文章，对郭有过不客气的批评。郭把他斥为文人，可能与这件事有关。

　　从这本书里，我们再次看到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非常深厚、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对现代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了解太少，因此当成功的时候，队伍中的帝王思想、帮会习气和小农意识不但不会消失，还可能有所膨胀。读罢该书，我觉得傅国涌的学术兴趣不是要纠缠历史旧账，而是想通过探寻历史来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因此我以为让这些深埋在历史尘埃中的故事浮出水面，是很有意义的工作。